台灣《自由時報》刊登過這麼一個消息：“獲頒‘美國國會人權獎’ 扁垃台灣可做中國民主燈塔”，指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9月21日在美國邁阿密僑宴上，獲頒“國會人權獎”及一面曾在美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阿扁認為這是台灣2300萬人共同的努力結果，一路走來雖然崎嶇艱辛，卻是勇敢無比﹔未來也可做中國民主發展的標竿與燈塔。他還引述人權運動前輩、作家柏楊所說，過去的威權統治（蔣介石時代），“在那個年代，有多少母親在暗夜裏哭泣”，台灣的民主人權之路，一路走來雖崎嶇艱辛，卻是勇敢無比……現在的台灣，不再有黑名單和政治犯、沒有宗教的限制與迫害，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論、結社與行動的自由。

同一天，來自台灣的李敖在北大演講，引述其老師胡適的話說，“一個真正的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獨立個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台灣之所以有李敖，李敖之所以來大陸而又廣受歡迎，說明民主台灣已經先行之步，自由與民主仍然是大陸所缺少的力量。

十六年前，大陸就有思想家說過，台灣是大陸的一面鏡子。直至今天，大陸知識分子了解未知的民主台灣與直面大陸的民主化道路，同樣重要。

台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心裏一直存有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台灣的獨特地理，台灣的民主政治，台灣的多元文化，台灣的公民社會，等等，在我眼裏沒有絲毫清晰的概念。

56年來，兩岸水域息息相通，但政治制度方面的距離相差甚遠。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台灣人，是偶然遇到的在北京大學留學的台灣籍小伙子，我們大致就自己比較感興趣的關於台灣的話題進行了交流，知道他們的大學生都要服兵役（現在他們的國軍不再是國民黨軍隊了），台灣不承認內地大學的學歷，對大陸的敵視和隔閡，至於別的都聊了些什麼，現在基本上都忘記了，或許當年的那個小伙子已經學成畢業回到台灣或到美國報效社會了，沒有任何聯繫了。

如今，我在最近一次採訪中，意外踫到了來自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同行漢先生，漢公是中時的資深記者，還先後被派往北京、香港等地工作過。他在席間談到中時的創始人余紀忠先生生前的一些事例，比如余先生曾到北京拜會江澤民，談了一段時間，突然江問余要不要上廁所，余馬上領會為主人要送客了，沒想到江意識到余誤會了，解釋說只是問一下要不要“方便”一下。等余“方便”後，江又與余交談了一個多小時。

台灣與大陸，相互之間確實有許多誤讀的歷史成分和現實無奈。越是隔閡，其中的鴻溝就越大。漢先生說，雖然他現在是美國國籍——從小就出生在美國，但還是“希望中國是好的”，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根。我問他對外稱呼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他說確實沒有國家的概念，生在美國，現在拿的是美國的護照，父親的籍貫在浙江，而自己又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人士，卻常住香港，對自己到底是那個地方的人已經很不關心了。他說他在一些場合很直接地對內地有關黨政要員說，“我不認同中共，我反對內地政府的一些做法，並不是說我不愛國。我愛國是為了中國好，而不是為了中共好，政府好。”

記得鄧小平當政時，有位定居海外的台灣同胞見到鄧小平，直言他是反共的。鄧小平笑著說“反共不要緊，關鍵是不要反華”。用一種最直接的表達就是，愛國不等於愛共，反共不等於反華。

台灣有余紀忠，並不一定說明大陸也同樣有適合余紀忠生存發展的環境。余紀忠生於 1909年。1950年，他在台灣創辦《征信新聞》（今中國時報的前身），當時在報禁的獨佔市場中一枝獨秀，主要是利用長期以來與其頂頭上司蔣經國等當時的黨國要人建立的良好關係，獲得比黨營報紙《中央日報》更為寬鬆的言論與報導尺度，走出自己的報性。

1958年，國民黨政府宣布實施“出版法”，賦予行政機關不經審判即可處分媒體的權限。余紀忠親撰社論，嚴正指出此舉危害新聞自由及民主形象，呼籲國民黨政府在執行時慎重為之，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句話就是：“立法而有喜怒哀樂的成分存於其間，或以偏概全，或刑逾其分，皆不足以取信於民……倘使執法之吏，輕重由心，予取予奪，報紙成為一定型式，報人都成為緘口金人，國無諍臣，民無諍言，那我們將不得不為國事前途至其慨嘆了。”此後，自由、民主、愛國，成為余紀忠及所辦《中國時報》所推崇的辦報精神。2002年4月9日，一手撐起中國時報媒體王國的台灣報界巨子余紀忠在台北家中逝世，享年93歲。

台灣蔣經國執政時代順應歷史潮流，在有生之年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使中國時報這樣的各類自由媒體從弱小走向壯大，專營新聞，而非專當喉舌，專營宣傳。

問起台灣的雜誌情況，漢先生說，當地賣得比較好的是八卦、娛樂類雜誌，而類似讀者文摘的《講義》，屬於心靈讀本一樣的期刊，也比較受歡迎。至於那些渲染凶殺、暴力、色情的報刊，新聞局還是要管的，管的就是內容有沒有出格，有沒有突破法律底線。前一陣子，台灣停止了七家電視台的注冊，就是因為這些電視台無中生有，制造生硬的假新聞，比如說某個餐廳出售的快餐食品有死人肉，後來被證實是虛假的新聞，所以台灣新聞局根據這些媒體的問題、投訴和違規情況進行事後處理，綜合評價，有出格的就給予除名，吊銷營業執照。

至於台灣報刊、出版社的注冊，完全市場化了，你想辦什麼樣的報紙和刊物都可以獲得通過，新聞局不管。等你辦了媒體，你想罵誰就可以罵誰，主要是批評那些政府的官員、領導人等不存在名譽權的公眾人物，但若“報罵”確實有傷風化的，新聞局是事後追究的。

在台灣這塊只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土地上，你能夠自由辦媒體，甚至想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但如果經營不善，生存不下去了，就只有自己關門。這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政府不管你吃飯和盈虧，你只能自擔其責。當然你也不用強調“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就自己搶先“三貼近”了。創辦出版社也是這樣，已經市場化了，不需要那麼多的條條框框，也不需要找什麼掛靠單位，辦與不辦是你的自由，無論虧盈都是你的選擇，與政府無關，也與國家無關，與人民無關——人民只是你的消費者，不是你的下級。

台灣的自由，正好可以驗證非民主國家的不自由。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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